“兴高采烈”

自国家成立直至1957年上半年，那段时光堪称璀璨，物资丰富，物价稳定，治安状况良好，各行各业蓬勃发展，民众生活显著改善，各级干部廉洁奉公，党群关系犹如鱼水般亲密，党的每一项指示，皆能迅速传遍四海，得到广泛响应。

1957年春，毛泽东同志倡导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这两句蕴含着浓郁意境的口号，本身就极具吸引力，“百家争鸣”听起来多么悦耳，“百花齐放”又是多么绚烂。又有哪个——尤其是知识分子——能不为之欣喜若狂呢？

伴随着“双百”方针的颁布，党再度提出整风运动，鼓励广泛“鸣放”，积极向党反映意见，协助党进行自我完善。如此举措，怎能不令人心潮澎湃！

在这热烈的气氛中，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全体成员齐聚一堂，正式宣布“鸣放”活动正式启动。会场上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整个场面显得温馨而轻松。尽管发言者络绎不绝，但讨论的“火力”却并不强烈，且多数内容与自身单位关联不大。

徐光耀，18岁，任河北宁晋县大队特派员。

樊斌火力强劲。“别再乞讨了，加入我们的军队吧，共产党正是为了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而存在的。”于是，他毅然丢弃了讨生活的木棍，成为一名红军小战士。从卫生员到军医，他不仅锻炼了身体，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。在进军西藏的征途中，目睹无数战友们坚韧不拔、英勇无畏的精神，樊斌深受感动，遂创作了中篇小说《雪山英雄》，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。他并未因此而满足，继续努力，又策划了一部新的中篇小说。

创作室一眼便看出他是一颗可造之才，为了助他作品成型，特地将其借调至我们身边。他，与我有着相似的志趣与追求。此乃一位“直肠子”般的直率之人，自诩出身纯正，因而胆敢大胆地“直言不讳”道：

“我曾目睹某些败类干部，饱食国家俸禄，却终日沉溺于自私自利，宛如枣树上贪婪的尺蠖，一寸一寸地蚕食人民的财富。更有甚者，他们张牙舞爪，公然攫取民脂民膏。提及这些蛀虫，我心中怒火中烧，真想拿起机关枪狠狠地教训他们！”

“‘鸣放’是结束了，可每位成员均需提交一篇“鸣放”文章，旨在将您所表达或未及详述的观点以文字形式呈现。此非请求，乃是一份不容置疑的硬性指令。诸位作家，自选题目。

我急不可待地说：“我还真不知该如何下笔呢？既然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我其实并无异议……”

虞棘不等我说话，便摆手摇头。“不是已经交代过了，这是项死命令。不论有何异议，每人都必须提交文章，无一例外。”

青年徐光耀

坦白讲，自从入伍至今，这尚是首次听闻“死命令”。嗯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神圣职责，那就自行设法应对吧。

两天思考后，想起部长陈沂。陈的领导风格，我总觉得带有几分家长式的色彩，而社会上时不时显现的文艺教条主义倾向，亦使得某些作品陷入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窠臼。这些所谓的“公害”隐患，无疑增加了文艺与群众渐行渐远的可能性……就这样，思维逐渐发散开来，一句句地拼接，最终完成了文章，题为《海阔凭鱼跃》，副题为《献给我的部队文艺领导——几点粗浅之见》。为了腾出时间撰写长篇作品，我匆忙校对后即刻发出。

数日之后，即6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题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的社论，吹响了“反右”运动的号角。再过八日，《海阔凭鱼跃》一文于《文艺报》上刊登，字迹清晰，坚不可摧。

“此番，唐因、唐达成、侯敏泽等人恐将遭遇不测。他们屡次言辞逾矩，至今仍势头不减，若此态势持续，难免会遭遇挫折。”

我心中焦急，便质问道：“为何不提前提醒他们，给予他们一些帮助？”

侯说：“不行的，你这么一说，他们定会在会上对你指指点点，指责你破坏了‘鸣放’的气氛。”

“张光年，你要好好保存我这‘拳头’，到关键时刻才能发挥作用。”悔恨不已，皆因昔日我过于自负，过于愚钝，竟未将这显而易见的“引蛇出洞”的警钟置于心上。

我时常回想起，虞棘这位人物，素来行事谨慎而敦厚，颇有山东大汉的气概。尽管我们交情不深，亦无任何私人恩怨，但他究竟是从何途径学会了这“死命令”的技巧呢？若称之为“恶作剧”，虞棘似乎并非此类人；若是支部刻意策划，魏巍与胡可亦不幸成为受害者，岂不令人深思？他们均擅长撰写“鸣放”类文章。这究竟缘由何在？

直至1977年，偶然间获得五卷秘籍，研读之余，方始豁然开朗。“当前，右派分子的攻势尚未达到极致，他们正洋洋得意……我们不妨让他们继续猖獗一段时间，直至达到顶点。他们的狂妄越是猖獗，对我们来说反而越有利。”《毛选》第5卷425页原来如此。

人民战争之海

形形色色的“右派”分子皆被卷入这浩瀚的“巨澜”之中……

“反右”开始，樊斌，那句“要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”的豪言壮语，让他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。怜悯那幼小的乞儿，他遭受了三十余人的围攻与恶骂。起初或许还算是在“规矩”之内，但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攻击，不久，言论纷纷转向了“对党怀有刻骨的仇恨”和“疯狂地发起对党的攻击”。

与会的大多数人历经战火锤炼，素来坚持原则，却出人意料地，无人——包括我——对此感到任何不适。悲剧便这样“顺理成章”地一次又一次地重演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朴实无华且沉默寡言的樊斌，无言以对，只能低头认罪，不久便“熟络”了起来。最终，党籍与军籍一同被剥夺，头上被迫戴上“右派”的标签，随即被遣送至云南的麻风病院进行“改造”。

军外大舞台

“人民战争”的烽火日益旺盛，地方上的“反右”浪潮迅速蔓延，很快波及到了部队。一日，创作室（总政文化部创作室——注）奉命前行的党员干部，肩负使命，参与了全国作协举办的“党组扩大会议”。

那时的我可谓是愚昧至极，竟对“扩大会议”一无所知。直至卡车驶至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前，有人提及“丁玲到了”，我急忙询问：“她人在何处？”有人指向：“看那边不是吗？”

果然，陈明（丁玲丈夫——编者注）伴随着戴着墨镜的丁玲，他们步履蹒跚地走来。我立刻跳下车厢，疾步跑向她，伸出手去，问候道：“你好！”然而，丁玲面色凝重，并未开口，亦未伸手相握；陈明的眼中满是惶恐与疑虑。这时，我才突然意识到事情似乎并不寻常，急忙转身返回创作室的队伍，笨拙地跟着他们一同走进了大楼。

全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，选址于二楼圆柱大厅，空间布局并不规整，桌椅随意摆放，难以辨认出明显的主席台。东墙旁摆放着两张“课桌”，那里常常聚集着几位主持人。整体风格显得颇为散漫自由，颇有一番民间风情。在众多主持人中，最为活跃的当属周扬所赞誉的“大功臣”刘白羽，以及邵荃麟和诗人郭小川等。周扬不知何故独自坐在角落，若非后来他偶尔发言，我几乎以为他并未到场。丁玲与陈明并排而坐，形成了一对，而陈企霞则另择一隅。另外，如冯雪峰、艾青等，那些面容略显忧郁、眉头微蹙的文人，亦散落在各个角落。

方纪

当天率先抓住发言机会的，是方纪。彼时，他担任天津作协的要职，正值壮年，身形高挺，口才出众。他那洪亮的嗓音，与有力的手势相辅相成，极大地增强了揭露问题的震撼力。他语气坚定地表示：天津文艺领域内的“反右”运动取得显著成效，与陈企霞交好的××已坦白认错，并揭露了一起“令人震惊的”“重大反党阴谋”。说：丁玲拟在即将到来的文代会上“公开发表退出作家协会的决定”，此举令人不禁“脊背发凉、毛骨悚然”，实乃“撕裂全国文艺界团结”的恶毒阴谋！

我震惊之余，心中一片混沌，脑海中轰鸣作响，但尚不至于达到灵魂出窍的境界。稍作停顿，随着新奇与震颤逐渐淡去，我忽觉敏锐异常。在方纪列举事实的过程中，涉及的人员众多，这让我深感震惊。依稀记得被点名者。艾青、冯雪峰、李又然、聂绀弩、胡考、唐达成、钟惦棐、孙毓春、浦熙修、梅朵、姚芳藻……提及陈企霞时，更是让人惊讶于其门下竟有二百余位弟子。且慢。丁玲与陈明，身为此案要犯，其身份自是不言而喻。此番发言所蕴含的震慑之力，实非同寻常。

在“反右”运动的现阶段，“点名”已转变为一种设下陷阱的策略，甚至成了定罪的标志。方纪的发言显然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，正如他本人所言，这堪称“突破性的”。紧接着，郭小川的发言更是将“点名”的技巧推至新的高度。

郭小川、杜惠夫妇

郭小川同志素以德行高尚著称，时至今日，其良好声誉犹存。然而，在批判冯雪峰的过程中，他言辞犀利，初闻之际，不禁令人心头一震。胡风、姚蓬子、韩侍珩、冯达、黎烈文、孟十还、彭柏山、刘雪苇、吴奚如、潘汉年、萧军、尹庚、丁玲、陈企霞、顾学颉、舒芜、张友鸾，这些名字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，他们不仅是文字的耕耘者，更是文化的先锋。

郭小川解释说，这些人被冠以“反革命”、“特务”、“叛徒”、“右派”和“反党分子”等罪名，其政治立场模糊，思想倾向反动。有言论称，冯雪峰自“左联”时期便与这类人紧密相连，宛如影子，共同抒发对党的不满意度，与党产生对立，甚至涉嫌参与狂热的反党行径。郭小川还引申说，“倘若雪峰也效仿一般干部，手持此份社会关系名单去洽谈事务，恐怕任何机关都难以接纳。”此言固然令人称许，但若以此“标准”进行一番类比，实在难以想象其后果。

我亦愿在此额外补充一点：在郭小川同志对冯雪峰与胡风之间关系的评价中，他曾发表过这样一句言论：冯雪峰与胡风趁鲁迅病榻之上，身体孱弱至极，甚至在病重到难以言语之际，仍能发出那些至关重要的文章。这行为实在令人愤慨，既无理可循，又毫无逻辑。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为郭小川同志悲叹的情感！

丁玲每次会议均不可或缺，她始终与陈明并肩而坐。承受着各式各样的指责、诽谤、践踏与羞辱。她的苦楚，她的忍耐，她的无路可逃，这一切我那支枯笔难以尽述。

丁玲

昔日，她作为延安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，被誉为“昨日文坛的才女，今日战场上的女将”。然而，时光荏苒，她转眼间沦为“反党阴谋分子”、“野心勃勃的政客”、“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”，遭受着“落水狗”、“杨荫榆”、“莎菲”等侮辱性称号，甚至被贬为“凤姐儿”、“奸臣”……

在一次会上，我目睹了许广平直面冯雪峰，怒斥其“心怀叵测”“恬不知耻”，情绪激动至泪流满面，痛斥道：“彼时鲁迅正疾病缠身，而你却一味地烦扰他，让他疲惫不堪，直至深夜仍纠缠不止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”

仿佛冯某寻访鲁迅，背后实则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。此时，冯雪峰将左手置于桌上，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，他那苍老的面容因痛苦而涨得惨白，透露出难以言喻的煎熬。这位年逾半百的驼背长者，曾掌舵“左翼联盟”，历经长征磨难，遭受过上饶集中营的囚禁，奉党之命投身于鲁迅身边，为革命事业奋斗半生，他怎能料到，自己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众人口中的“右派”呢？

冯雪峰

无疑，从许广平的生平考量，她无疑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英勇战士。不仅她如此，其他受邀的党外文学巨匠亦然，他们或长或短、或轻或重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昔日，他们品行端正，恪守道义，绝不信口雌黄。然而，今时今日，他们却随波逐流，参与一些连自身都难以自清的所谓“批判”活动，捕风捉影，随意给他人扣上种种“帽子”。

有人言，我国文人自古便存一弊病，遇“黑手高悬霸主鞭”之逆境，常易沉沦于卑劣不雅之流，进而导致人格分裂、神智迷乱，理性与良知陷入混沌。尤其在知识分子聚集之地，此现象尤为显著。戏弄他人者亦尝自食其果，而遭受欺凌者亦反戈一击，彼此间相互诋毁，争斗不休。在无奈至极的时刻，甚至不惜相互欺诈，同归于尽。作家唐瑜说得好：宛如中世纪罗马竞技场的残酷场景，奴隶们相互搏杀，以供奴隶主们欢愉；他们互相残杀，只为了求得一线生机，苟延残喘。话虽刻薄，但情形确实如此。

老舍独树一帜。老舍先生的言辞独具一格，仍旧秉持着他那特有的幽默、锐利与坦率的风格。听其内容，看似是对丁玲、陈企霞的批评，实则其中蕴含着不少言外之意。他坦言：“我早有所预感，有人对我存有微词，认为我被推举为协副主席，是对我的过分抬举。然而，我坚信，并非如此。”

老舍和家人

随后，他提及了在重庆如何从国民党手中拯救作家、帮助他们的事迹，接着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，“我并非在此炫耀业绩，更重要的是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是否曾以此作为筹码，争取成为作协副主席？答案是没有！我在重庆曾团结过作家，这使我具备担任作协副主席的资格。我不是那种攀爬地位的人。我绝不会向领导们夸耀自己，也不会要求担任副主席。”

他强调，我们必须尊重民间艺人，助力戏剧与曲艺的繁荣发展，并特别推崇侯宝林先生的贡献。最终，他将话题归结于“团结”，并呼吁大家齐心协力。“愿世间人人摒弃猜疑，远离虚伪，摆脱狭隘之心”，“让真言成为常态，摒弃私下的窃窃私语”。

他的言辞，虽不足以惊世骇俗，却无疑显得格外突兀，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。记不清是否有过掌声响起，但无疑，每个人的精神都为之振奋。老舍，终究是那个独特的老舍。在这等会议场合发表此类言论，亦不难理解他何以终致投身德胜门外太平湖畔，以寻得归宿。

若仔细品味他的言辞，其中亦存在令人质疑的地方。部分内容似乎触及了党的机密。会议中常有人指责冯雪峰等人向党外“透露机密”，那么，究竟是谁向老舍透露了这些秘密呢？然而，当时无人想到要追究此事，这无疑更增添了其神秘色彩。

“花絮”

人生这场大戏，终究是色彩斑斓、变幻多姿的。其中，那些在压抑与紧张的氛围中，令人不禁破涕为笑的“花絮”，亦曾屡见不鲜。

我必须首先提及艾青。尽管艾青早年便与丁玲、陈企霞一同成为了“被告”，但他的态度始终显得悠然自得，仿佛已经超脱于尘世的纷扰。每当听闻到逗趣或滑稽的言论，他从不掩饰，亦不加以抑制自己的笑声。因此，常有人对他发出“不老实”“不严肃”的指责，然而他依旧笑意盎然。曾有一次，主持人对他进行了尖锐的调侃，挑选了他一篇“自我检查”的文稿，朗读给众人听，其中一句“那时我正生孩子呢……”引发了热烈的哄堂大笑。

艾青、高瑛夫妇

主持人愤怒地说：“所谓的‘审查’，显然是其妻子代笔的，他竟未加审视便直接提交，这反映出对党的何种立场？”众人愤慨，纷纷抗议。

看那艾青，面容焕发，依旧带着一抹轻松的笑意，仿佛在说：“这又何足为奇？”正如一位诗人所言，真正的笑容，犹如“穿越黑暗的璀璨宝石”，想来便是如此吧。

我所目睹的最后一则“花絮”，非但轻松不得，反而掀起了会议中的一股巨浪，亦是对我的一次深刻“点名”。陈企霞未能坚持到最后“顽抗”，终究被“突破”，选择了“坦白交代”。他的这一“坦白交代”，正如某些人所言，标志着“丁、陈集团”的“全面崩溃”。他一开口便直言，他渴望死亡，他已经购置了白酒与毒药，预备了遗书。因为他料定，在××发言之后，他将被众人捆绑上台，遭受严厉的斥责。然而，并未有人将他捆绑，这份意外的感动使他决定彻底放下抵抗。

陈企霞所述的第一件令人惊愕之事，即与一女子同居长达十年，期间两人共同撰写三封匿名信，向党中央进行举报。他当场出示了一把钥匙，称其为与该女子共有的“密室”之门。随后，他讲述了在受到处分之后，如何对这一决定表示不满。如何与丁玲密谋平反？后来，近日再度揭露冯雪峰，指出他对于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态度与胡风如出一辙……

陈企霞

徐光耀总是将我视为一副道貌岸然的教师形象。他或许不知，有人暗中嘱托我，要我将三四百元悄悄转赠给陈企霞，同时务必保守秘密，不得透露馈赠者身份。我并非首次利用徐光耀的资金，往昔，也曾通过李兴华向其借款，徐光耀曾送来两百元。对于这些行为，同志们或许会用最严厉的言辞来指责我。

确实赤裸。

动用了我的财物，竟然还精心策划了“不让陈企霞知晓赠礼者”，这让我这个粗心大意的人倍感凄凉。至于那两笔钱，其中一笔本应是三百元，他却误报为二百，这显然是记错了。考虑到陈企霞一贯的傲慢和自尊，他能说出“同志们尽管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”这样的话，从事实来看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不仅如此，即便在他所谓的“坦白”中，除去一些个人隐私，又有多少事情能被定性为“反党”呢？然而，整个会场已是议论纷纷，有些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仿佛敌人已被击溃，他们一面准备上报，一面筹备庆祝胜利。

总体而言，在王府大街上的文联大楼之内，那场（全国作协的）党组扩大会议可谓成果丰硕。我有幸目睹了丁玲、陈企霞、艾青、冯雪峰等人的批斗场面。他们迅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，频繁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之上。遗憾的是，未来的发展究竟会如何，却让人充满期待与未知。网住舒群、罗烽、白朗等人。既已身陷“深海”，我取消参会资格后，便对一切浑然不觉。

挨斗

“各说一枝，各展一花”，让我们重新聚焦于（总政文化部）创作室的场景。恰在斗公刘宣告“暂告一段落”的那一日，我荣幸地被正式“点将”。

纵然我性格一贯严谨而拘谨，但在这漫长的挨斗岁月里，我亦逐渐放下了些拘束，变得随性起来。若将每一份言论都铭记于心，既劳神又添烦恼，这并非做人的本分。然而，若是一概忽略，又显得过于粗率。因此，我们不妨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挑选那些既能消闲解闷、又能触类旁通的花絮，记录于下。

首先浮现在脑海的是白桦。彼时他风度翩翩，英姿飒爽，因公外出未能亲临创作室“发声”，自觉无“辫子”可抓，故其言谈间流露出一种超脱与轻松的韵味。他讲述了一个故事，故事发生在云南，那里有一群傍水而居的少数民族，他们家家户户以水为生，人人皆能游泳，于波涛汹涌之中来去自如，日夜穿梭。

这高超的游泳技艺是如何获得的呢？原来，自孩子降生之日起，母亲便将其束缚于木板之上，置于河流之中，任其自由漂流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如此锻炼，自然水性好到极致。待孩子长大成人，若有人询问其母是谁，他便会回答：“是木板。”借由这番经历，白桦转而对我感慨道：你自幼投身军旅，党组织将你培养为作家，而你却将木板视作亲生母亲！

他讲述这个故事，声情并茂，文采斐然，纵然我并未将那块木板视作亲生母亲，但那故事的动人之处，仍令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白桦

为寻觅言语却徒增忧愁的人群中，不乏同窗挚友，诸如胡可与杜烽。我们一同自华北军区调至此处，共处一院，共餐一桌，同行一途，共同往返于工作与家庭之间。尽管声称对局势不甚了解，然而这样的借口显然难以成立。但聆听他们的言辞，的确令人深感同情，那般吞吐不定，字句间仔细推敲，既欲展现锋利的言辞，又需保持气势凌厉，同时还得坚守道德底线，还需进行深刻的批判，“把握分寸”的难度难以言表，唯有用“让人啼笑皆非”来形容。

在这方面，黄宗江的处理可谓“得当”。他源自华东，正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时也在追求阮若珊。平日里他话多，口才了得，但在与我争辩时，却变得语无伦次，如同“结巴”。他的发言风格，常常从自嘲开场，自我批判一番后，才转向对目标的攻击。

“我自认平凡，品行不端，而你，竟比我更为不堪。我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习性，自私自利，而你，恐怕连这等评价都显得过于宽容。这样的标签加诸你身，显然还是轻描淡写。”

这展现了黄宗江的智慧，即便是在与人对峙之际，他的“狂放思维”亦保持着清晰的意识。

黄宗英、黄瑞华、黄燕钰；后排则是：黄宗洛、黄宗江、黄宗淮、黄宗汉。

另一位人物或许更为清醒，却如同大智若愚，鲜为人所瞩目，那就是画家黄胄。彼时，他正于创作室的美术组工作，军衔位列最低，仅为少尉。在会议之中，他总是选择最为隐蔽的角落坐下，目光略显朦胧，身形胖硕，静静沉浸其中，宛如一位不问世事、甘于淡泊的隐士。然而，他内心深藏的智慧，却是无人能及。不发言反“右派”不行。

恰逢间隙较大之时，他便操着他那浓重的蠡县乡音，对我展开一番尖锐的批评。

“徐光耀啊，自幼投身革命，在党的培养下成长，这过程可不短。党对你倾注了心血，养育成人，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。可你为何总是往丁玲那边跑呢？若说你不恨她，似乎背叛了党；但若说恨她，内心又有着说不清的纠葛……”

黄胄（前排右一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与西北军区的战友、画家王天一（后排右一）以及摄影家杜修贤（后排中央）等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

当时的发言，显然有失庄重，明显流露出“心慈手软”与“右倾”的倾向。他虽军阶不高，入伍时间不长，似乎也有些“言辞笨拙”，众人便对此不予过多追究，予以宽容。他那清澈透明的内心，似乎也乐于借助这一“误差”来行事。

审视整个反“右派”运动，众多冤案固然令人痛心，但相较之下，其效能与后续影响才是我们更为关注的焦点。

凡敢提意见、讲真话的，一律头朝下了；说假话之风，随着“大跃进”的兴起，满天飞舞，横扫了一切。物质损失易补，至于...道德之峰滑坡，精神之堡崩塌，世间充斥着“心口不一”的巧匠，最为时下所推崇的便是阿谀奉承。此等大弊，极难救治。

“鉴古知今，方明兴衰之理”，正当我们尚有闲暇自省之际，亟需迅速将事务妥善处理，以免让后世之人亦复为今人所哀。鄙人撰写此段故事，目的仅在于此，岂有其他？

作者简介

徐光耀，河北雄县，1925年诞生了一位文学巨匠，他便是以越风为笔名的作家。1938年，他投身革命，加入八路军，历经120师特务营战士、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除奸科干事及技术书记等岗位，后成为解放军第20兵团野战新华分社的记者。他的学术之路始于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，而后在华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、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担任专业作家。他还曾在保定市文联担任编辑，担任过河北省文联、作协副主席，党组书记及主席。作为河北省第六、七届人大常委，徐光耀先生更是荣膺省作协第三届名誉主席。他的著作《平原烈火》与《小兵张嘎》等作品，深受读者喜爱。2001年，他的回忆录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至2024年11月，徐光耀先生再获殊荣，荣获第37届金鸡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（电影）。2025年1月，他被选为2024“感动河北”年度十大人物，荣耀非凡。